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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翔:感情生活神秘莫测不想告诉别人

2012-06-11 18:55| 作者: 来源: 浏览次数: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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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书简介:全部是针对中国文化界名人的“人物特写”。共有20组人物,主要分四个部分:一,文学出版业;二,文娱界,三,艺术与电视业;四,其他。在写法上,大部分争取多次,长时间跟踪访问,尝试“非虚构写作”的方式完成……
(新浪读书配图)(新浪读书配图)

  费翔自称那时的自己是唱片公司的摇钱树、傀儡,精心包装后用以贩卖的产品:“我的确明白了‘红’的力量,可以推动很多事,但看上去轰轰烈烈,生活却畸形,没有办法与人正常的交流。我感到不舒服,我并不习惯名气,本性不是个招摇的人。在媒体前又不懂得自我保护,乱说话,伤害了许多那时候与我交往的女孩子,至今我都感到内疚。”对于他目前神秘莫测的感情生活,我问他,是因为果真一片空白呢,还是成熟了,不肯再对媒体讲太多,他大笑起来:“说实话,我真的是就不告诉你。”

  费翔好几次提到安迪·沃霍尔,谈到他在汤罐头盒上涂画的明星肖像,他近乎疯狂地追求知名度,他那“在未来,人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”的名言。“那个未来已经到来了,现在人人都在塑造个人形象,在网上每个人都暴露隐私,赢得关注。”当费翔这样感慨时,我忍不住反问他:“那你现在自我隐藏的方式岂不是很过时?”“如果过时,你会坐在这里采访我吗?一个人的故事总是有限的,既然选择当艺人选择被观看,就要留出想象的空间。

  1987年春晚的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和《故乡的云》,被看成费翔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的明智决定,放弃即将忘记他的台湾市场转投内地。可不如说这是命运的偶然安排。那年年初,拿美国护照的费翔突破“戒严”回到北京探亲,他第一次见到了姥姥,见到母亲长大的地方,顺带手在广州的太平洋影音公司录一组台湾当红流行歌曲。当年春晚的导演邓在军正在搜寻节目,听说了此人,通过东方歌舞团团长找到费翔,听了几首歌,调查了一下他的政治背景,当即拍板上春晚。“当时一切都是我的决定,选歌、发型、服装、表演方式,我已经当了5年歌手,懂得掌控自己。中央电视台唯一的担心是舞蹈太煽情,在邓在军导演的坚持下还是保留了,更让我感激的是他让我演唱了两首风格截然不同的歌,如果只有一首,也不会有后来的费翔。”

  春晚后的费翔没有政治麻烦,不像他自己担心的那样被当成个神经病,相反,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,他用鲜活的风格让娱乐圈大吃一惊,80年代就像玩具舞台,上演着僵硬的木偶剧,一时间人们也分不清费翔是好的还是坏的,但他是独特的。就像初出道时那样,他又一次领会了一炮而红的含义,是的,就像初出道时那样,他闻到了相似的味道:“我感到迷茫,到1990年我出了13张专辑,不停地周转、拍照、宣传、炒作,有门打开了,有许多便利和好处,可我突然不明白是什么让我留在舞台上,我对自己失去了判断,如果撤掉舞台上的钢丝、灿烂浮华的包装,人们是否还会细心斟酌地赞赏和认同我?”

  “我离美国越来越远”

  1990年-1997年,30岁至37岁的费翔呆在纽约。他差不多11点才起床,打许多电话,喝很多很多咖啡,下午出门办点儿事,大都是与朋友见面或看看电影,晚上7点有演出就去了剧场,没有则是健身房。他喜欢请朋友们到家里吃饭,不善烹饪,厨房里有70多张各色餐厅的外卖单。他在纽约的公寓有一面墙都是落地窗,窗外是时代广场,窗内有宝蓝色的中国味儿地毯、古董镜子、安迪·沃霍尔和罗依·李奇登斯坦的画、和一群猫。他过着最平常、最安宁的日子。

  “当我站在《西贡小姐》的演员筛选现场,我想没有人再像我一样富有舞台经验了,但我们都一样,没有工会卡,站在那里排着队,等待被挑选。可这就是我想要的,把华丽的光环搁置,仅仅凭嗓子,看看是否能够映照到百老汇。”转投百老汇的费翔总被说成混得不怎么样,不够红,最常挂在嘴边儿的是百老汇处女作《西贡小姐》和他的伯乐、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·韦伯,间或演演诸如《歌厅》(Cabaret )这样的经典剧目,费翔和他的同行并不是报章青睐的对象。没有什么报纸整天报道一个百老汇演员,它们都被离婚的女演员,吸毒的制作人或者流出艳照的名门女继承人占据了。费翔把这感觉称为美妙:“没有人认得我,一场表演结束,卸了妆后我站在剧场门口,可以与刚刚看完我表演的人擦身而过。”

  也会有同行流露艳羡与不解,每逢讨论起来,费翔就泼冷水:“除了挣更多的钱,没有什么比在百老汇更能实现作为一个演员的价值。”偶尔会有微小的愤怒,商业化的触角也侵蚀到这里,某场剧的主角是“美国偶像”第三季的第五名,某场剧又请来了真人秀明星谁谁谁,“可舞台艺术有着先天无法抗拒的魅力,它百演不衰,有压力,却不会被淹没。”也许这片天地更能实现费翔的“控制欲”,灯光打起来,他戴着高顶礼帽或者穿身燕尾服,就是这一小片舞台的国王,不被别人决定命运,没有人推翻,他演得虽然是别人,却感受到自己。

  费翔突然回忆起1980年代初出道时拍的电影和电视剧,也见了琼瑶,也拍了几个可有可无的片子:“我就像个机器一样在镜头前做出某种动作,说出背好的台词,并不清楚我会被安排在故事的那个段落,不明白最后会剪接出个什么样儿的怪胎。电影导演是电影绝对的独裁者,这让我特别难受。”

  出生在台湾的费翔小时候身材肥胖,性格内向。“你要问我小时候喜欢玩儿什么,为了戏剧性我可以回答说养了宠物蛇或者一条蝎子,可说实话,我很闷的,只玩泥巴和书。经常拿一本与年龄不相符的书,比如《战争与和平》,也看不懂,就是装装样子是个保护自己的姿态吧。”

  他说这孤僻和固执传自父亲,那位费翔并不经常在媒体上谈到的前美国军人,在1950年代就对中国产生兴趣,跑到台湾学中文,认识了母亲并娶了这位中国女性,“在那个年头,他们都是勇敢的。”费翔的母亲叫毕丽娜,出生于哈尔滨,生长在北京,又转道上海去了台湾,“是个有想象空间的人”。十多岁的时候放学回家的他总会遇到母亲在家里办“油画沙龙”,请几个学绘画的老同学,再找位模特,小伙子费翔冒失进门,见着裸体模特也只能佯装镇定。“这是母亲追忆青春的一种方式,在我看来像京剧票友凑一起唱戏一样可爱。”文艺气质得自母亲,费翔虽然内向,却是校园剧社的活跃分子,就像话剧里演的“下一次我该扮演谁”,台下沉闷的他迷恋在舞台上激情地演绎另一个人,“我站上舞台的最大动机,就是想释放自己。”误投歌唱业之前,他上的是纽约的戏剧学校,学的是舞台剧表演。

  或多或少,与9/11有点关系,他在心灵上感觉与美国疏远。飞机撞大楼时,费翔恰好在中国内地演出,作为纽约人,他也感到震惊,为朋友们揪心,可事后“疯狗一样的民族情绪”让他厌恶。“这个崇尚物质,精神匮乏的民族遭到了打击,他们不肯接受自己不是世界的老大,一般的美国人是对世界没概念的,只懂得‘我’和‘美国’,不是两岸的知识分子,加州和纽约的知识阶层是有世界观的,但大部分美国人,那种被称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层,自大地认为美国最棒美国最好,跑到伊拉克发起战争5年了,拿一张地图给这些人,他们还是不知道伊拉克在哪儿。”费翔又把这种疏远解释为岁月:“美国只有200年历史,像个小孩子,是个适合年轻人的刺激、光怪陆离的地方,而我,可能年纪大了吧。”

(编辑:gaby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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